编者按 百余年来的中国，涌现过一批又一批“大先生”，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年代开启了新文化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弦歌不辍，为中国延续了宝贵科研力量的火种；他们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排除万难，为新中国各领域重建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以学贯中西的学术功底、勇担民族大义的历史责任感，引领一代代学子追随他们的脚步，投身报国浪潮。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寄语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如今的中国，正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大踏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一代的学子们，也该继承前人的衣钵，成长为属于这个时代、撑起中国未来的“大先生”。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及要尊师重教，也对广大教师提出了希望，要求教师不能只做教书匠，而要做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和品味的“大先生”。这一期望不仅影响着国内教师群体，也影响着广大海外学子。留学人员要成为“大先生”，留学人员更有可能成就“大先生”，这是国家的期望，也是立志献身国家教育事业的留学人员心之所向。

何谓“大先生”

首先，“大先生”不是普通教师，而是来自于教师又高于教师，可称之为人师；其次，“大先生”不是教书匠，而是有大理想大情怀的大思想家，有“人在一方亮，闪亮一片天”的影响力；此外，“大先生”不谋个人私利，而是以民族为大业，以教育为理想，以成就学生为终身目标。因此，他们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是德高望重的利他者。

简言之，“大先生”具有卓越教师的全部因素：德高而正直，业精而思想深邃，且善于提携晚辈，能成就一大批弟子。其实，“大先生”是很多老师踮起脚尖就能够得着的德艺双馨的专家，是桃李满天下的好导师，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先生”有亲切的长者之谓，而不是完美无暇、无所不能但却冷冰冰的凡间难寻的“圣人”。

留学人员有成就“大先生”的潜力

留学人员能够成就“大先生”，有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他们见识更广，视野更宽，有更加扎实的教育背景。要成就“大先生”，必须先知先觉，要比学生知识更渊博，要能引领学生走到学科研究的最前沿。一般而言，留学人员学贯中西，创新意识强，对学生的学术发展影响大，成就“大先生”的概率也相对较大。另外，留学人员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合作伙伴层次高，合作者多，较易出更大成果。再者，留学人员具有很高的报国志向，他们身在海外，对祖国的感情更浓厚，学成回国时，心中大都埋藏着强国富民的理想。

其次，留学人员成就“大先生”已有很多榜样。当前，海归教师已成为我国高校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了全方位的积极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归学者为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科学技术领域的钱学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费孝通等，虽然他们不愿自称学界泰斗，但绝对配得上“大先生”的称谓。海归人才成就“大先生”，还可以从国际法及海洋法专家王铁崖、数学家谷超豪等留学前辈那里得到佐证。老一辈海归学者的成长经验，无疑为今天的海外学子提供了最直接的借鉴。

再次，新时代为留学人员成就“大先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水平数百年未见，我国的教育基础和发展成就数百年未见，为高等教育发展所能提供资源之丰富也是历史鲜有。新时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尽管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依然会面临挑战和阻力，但我们建设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的信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时运很重要，时运让大师辈出，时运让报国之志永续传承。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留学人员将回国投身科教事业，在“三全育人”的理念指导下，贡献智慧，成就事业，推动学术进步，培养栋梁之材。

最后，青年海归学者有担当，有成为“大先生”的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据统计，“90后”留学青年正成为当下归国人才中的主力军。他们身上已经体现出责任、担当与使命。首先，青年海归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他们意识到海归身份不再是优越感与光环的象征，而是脚踏实地、注重工作中的个人能力。如浙江大学首位“90后”博导杨树，其在碳化硅和氮化镓电力电子器件方向的研究，在消费电子、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她的成就绝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海归身份，更取决于她工作中严谨专注的态度。其次，青年海归选择归国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日益高涨。如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90后”副院长刘明侦，毅然放弃了英国的职位，选择投身祖国的科教事业。她和团队努力推动新型太阳能电池及新材料在其他光学器件的应用，最终取得该领域的前沿成果。留学青年有幸遇到了好的时代，获得了好的教育资源，更应担当起这代人的责任与使命，立志成为“大先生”。

成就“大先生”必须直面挑战

对于长期学习生活在海外的留学人员，回国初期多少会出现“文化反休克”现象。如何应对这一现象，缩短回国的适应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凡事预则立，对于立志投身祖国科教事业的海归人才，有必要提前认识困难与挑战，及早克服，就能早日跨越藩篱，成就事业。

要缩短文化反休克期。“文化休克”这一概念是1958年人类学家奥博格提出的，用以表明一个人出国后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过去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一种疑惑、排斥或恐惧的感觉。“休克”本是个医学词汇，被人类学家使用后，立即得到更广泛的响应。就学生学者而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迁徙或流动，虽属正常，但难免出现“文化休克”现象。如何克服“文化休克”，或者如何缩短“文化休克”期，是所有跨境流动的学者必须关注的。将奥博格的思想加以延伸，我们提出了“文化反休克”的概念，即指一个人已经适应了外国的文化环境，回国后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产生了不适应感，这时就可能出现“文化反休克”现象。具体来说，并不是每一位海外学子回到国内都依然适应祖国文化，一定时期或一定数量的海归，出现“文化反休克”现象也属正常。海归教师要发展自身事业，甚至成为“大先生”，就必须正视这一现象，主动了解祖国的变化，重新适应祖国的文化，缩短适应期。而“文化反休克”期如果过长，则对海归的成长和发展不利。

要多渠道理解和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留学海外，接受外国的教育，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精通了一门沟通的语言，更是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当地社会的思维方式。留学人员长期身处国外，对祖国的了解多是间接。回国后，多少会有一些担忧和顾虑。担心人际关系，忧虑世故人情，更担心事业因此而寸步难行。这也是很多留学人员难以下定决心回国发展的原因之一。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不同角度看社会，会得出不同的社会印象。而海外留学人员应避免被西方教科书中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片面的描述所影响，要了解祖国的发展，要解读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还是要靠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江村调查”，就成就不了费孝通先生。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绝不是西方社会的一些片面观点所能够诠释的。当然，也不能用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套自己的成功之路。舟已远行，岂能刻舟求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只要奋斗，就会有发展。成为“大先生”更要走奋斗拼搏之路。

“立德树人”要稳中前行。成为“大先生”，需要的是持续努力，需要的是“小火慢炖”。反过来说，如果心情过于急迫，学术探索沉不下心，坐不了冷板凳，急功近利，不仅难以成就事业，反有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大先生”都是善于培育提携后辈的，而人才的养成需要投入时间，耗费心血，培养青出于蓝的人才需要的时间则更长。罗马不可能在一日内建成。因此，要成为“大先生”，就要认识到“立德树人”不可能一蹴而就。此外，要成为“大先生”，还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过程，是千锤百炼而成钢的过程，这个过程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耐力。当科教工作者因教学和科研成果显著而获得了重用，拿到了重奖，并获得了超出心理预期的待遇，算得上是被社会认可了。但若太过看重这些，也不利于“大先生”的养成。

在“立德树人”实践中成为“大先生”

其实，很多领域都有富有成就的“大先生”，从他们立德树人、成就自己的终身探索中，可以提炼出若干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启迪，希望能为青年海归学者在成为“大先生”的道路上指明方向。

做“大先生”，要大德无私。大德，既表现为正直的性格，也表现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上。法学大家罗豪才多次对自己的弟子强调，只有心底无私，才能无所畏惧，才能公正司法，一句话点到了法律工作者的“穴道”，其名言“有立德方可立功，有功德方可立言”不仅昭示了他作为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法学家地位，也阐明了成为“大先生”的金科玉律。德高行为范，无私成大业。

做“大先生”，要有创新学术发展的远见和洞识。“大先生”不是普通教书匠，不会抱着前人的思想重复咀嚼，而是以惊人的胆识去探索新的学术前沿，开辟新的学科领域，创造惊人的伟大发现。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白寿彝开辟了历史学研究的新航道。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白先生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国本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因为历史科学的基础不够，存在着基本问题。就是说，在本国史的范围里，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为限，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人类活动为限，这是我们做本国史研究的人首先要解决的。如果历史上的国土问题都弄不清楚，便很容易犯错误，有时会把别人的历史算作自己的历史，有时却又把自己的历史记在别人的账上。白先生之所以称得上“大先生”，就是因为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开辟了新的方向，阐明了最重要的道理。

在研究中不难发现，很多海归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能够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指明新的研究方向。如建设国际法研究所、跻身国际法研究院的中国第一人王铁崖院士，推动现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费孝通先生，等等。做“大先生”，必然有常人所没有的学术发展视野和迎着困难前行的执着精神。所谓创新，就是开疆拓土，只有在新地带才可以留下科学的印迹，这也是爱因斯坦的导师明可夫斯基送给他的箴言。

做“大先生”，要爱生如子，提携后辈，让事业薪火绵绵相传。“大先生”不仅光明磊落，德高如山，且必十分关心年轻后辈的成长。“大先生”爱生如子具有普遍性，能整合的资源一定努力整合，能争取的机会一定努力争取，如为学生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介绍国际一流学者做他们的导师等。有“大先生”的学生在海外已经功成名就，完全可以继续留在国外发展，但鉴于国内同领域的科研工作也急需突破，“大先生”便会劝说自己的弟子回国工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就是这样一位慈善的“大先生”，爱生如子，求才若渴。

1987年，吴孟超推荐学生王红阳去德国留学，王红阳抓住这一难得的深造机会，获得了德国乌尔姆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1996年，王红阳在德国迎来了到访的吴孟超。吴老一见面就对王红阳说：“我已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请你回上海工作。今天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在恩师的感召下，王红阳谢绝了德国导师的挽留，带着导师赠送的整整一集装箱的科研仪器和30万马克科研基金回到上海，来到吴孟超创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创办了中德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2021年5月22日，吴孟超病逝，王红阳追忆自己的恩师说，我们都知道，没有吴老，就没有我们脚下的这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他是开拓者，也是领路人，在我们心里，他从未走远，也不会走远。

做“大先生”，要艰苦时乐观，辉煌时低调。在科教事业的道路上，在循循善诱立德树人的过程中，科教工作者多是紧张而兴奋的，幽默似乎不是他们的专属。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先生”似乎总是绷着脸，其实，不然。他们的脸上会露出达观的微笑，也会不时给身边的人难得的幽默感。很多接触过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教授的人都说，先生不仅为人谦逊，而且爱开玩笑。曾有收藏家拿着启功的作品让他鉴别真假，他没有直言作品的真假，而是会心一笑说：“哎呀，这比我写得好。”教育大家的幽默可见一斑。启功亲自题写的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与其豁达幽默的性格交相辉映，让“大先生”的风采颇具画面感。

做“大先生”，要献身学术一辈子。坚持不懈，这是做大研究、成就大事业的必备素质。很多枯燥无味的学科专业，都曾产出过名家大师。坚持一个方向不动摇，用毕生的精力去成就一番事业，就有可能成就卓越之成果。著名数学家谷超豪院士自苏联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攻克数学、物理难题，在教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了60年。他还培养了数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中国科学院院士6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一直从事李大钊的研究工作，在一开始并未获得足够重视，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次又一次拓展对李大钊研究的局限，将李大钊研究发展到最高境界，最终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衔人物之一。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张静如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仅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高级访问学者已有110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国内著名的教授、研究员。这些大师的成功经验其实很简单，就是坚持，他们无一不是最持久的坚持者。无论从事什么研究，只要有韧劲，只要坚持不懈，就有可能成就“大先生”。（作者洪成文系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少秀系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张博林系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神州学人（2021年第9期）

作者：洪成文 韩少秀 张博林